>

毛泽东传(一94陆―一玖七9): 《毛泽东传》 二

- 编辑: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

毛泽东传(一94陆―一玖七9): 《毛泽东传》 二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卢麒元评邓力群文: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三读此文,潸然泪下。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学?他不但懂经济学,若天假时年他会写出可以传世的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前无古人,他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惊人的奇迹。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须知,毛泽东打下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建立摩天大楼的恢弘基础(难以想像的远见卓识)。没有毛泽东奠定的经济基础框架,就没有后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要知道,是毛泽东用铁血构筑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大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和文化基础(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是以后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幸运,他们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不利于工业化的进行。的确,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有代价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挤压生活资料的积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够显著。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牺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如此伟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深存敬意,他们用去了全部铜板为共和国大厦奠基。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对历史人物自有公论。不过,做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我仍然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有幸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深知创造价值的理论,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价值由于未能充分交易,并不能在今天统计意义的GDP中充分表达出来(GDP仅仅表达了毛泽东时代资产增殖的极小部分)。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用一把严重膨胀的尺子,去衡量已经远去的身影,他们用视觉的渺小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伟大,难道是个人资本利得可以衡量的吗?没有前人的无私的牺牲和伟大的创造,怎么会有后人天文数字的资本利得?毛泽东所懂得的政治经济学,是圣人的经济学。这在今天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span>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答:“情况还好。”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答:“恐怕好得多。”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毛:“心放下来了?”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答:“大概差不多。”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不下去。”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柯:“他们有个晚会。”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陈丕显:“游泳吧!”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澳门新葡亰平台游戏,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本文由现代文学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毛泽东传(一94陆―一玖七9): 《毛泽东传》 二